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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记者喜欢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何时开始买股票的？”答案是一九八○年，那时候我在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ofKent当博士后研究员，开始赚取到比较可观的收入。
不过，我对股票的认识是更早之前的事，那时候，我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才十一岁，对股票已产生好奇心。有一次，在报章上看到一个推销股票投资基金的广告，觉得很有趣，好奇之下，我自己静静地剪下附在广告上的索取数据的表格，填上姓名地址，寄了出去。我以为基金公司会寄来基金的说明资料让我研究什么是股票投资基金。
岂料，几天之后，竟然有一位先生上门来找我，他是基金公司的营业员，上门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只是一名十一岁的孩子，有些啼笑皆非，营业员走后，我也被大人们训责一番。
我出生在新加坡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中医，名气相当不错，收入不会比西医差。很可惜，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在我十岁的时候就逝世了。父亲生前除了现金储蓄之外，没有、也不懂任何投资，没有股票，没有物业，我们租住的房屋是一间有近百年的市区旧屋。这间旧屋有个好处，就是没有指定用途，父亲生前就在家中开诊所，我们租用二楼，面积大概有１２０平方米，父亲的诊所占用前面的一半，我们则住在后面的另一半，屋子是长条形，所有的间隔全是以木板隔开，木板墙不能伸延到天花板，否则中间的房间就因为没有窗而空气难以流通。地面、天花板也是木板铺成。屋子很陈旧，地板间的缝隙可以看到楼下，楼下是一家我们称之为咖啡店的餐室。
这样的屋子虽然陈旧，却位于市中心，数家大银行的总行离我家仅数百米之远，位置是一流的。因此，父亲逝世后，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当二房东，我们依旧住在屋子的后半部，前半部租给商人当办公室，地板不平，因此，需要铺上一层漆席。当时的新加坡仍未独立，仍是一穷二白的英国殖民地。全新加坡最高的大厦只有１８层高，绝大部分的房屋只有两三层高，没有电梯。记得小时候很喜欢跟随父亲到一家位于９层楼的餐室用餐，享受享受搭电梯的乐趣。
我们住的房屋是祖父时期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租下的。二战后，大量房屋被炸烂，加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增加，出现严重的屋荒，于是殖民地政府下令，凡是在当时已经租下的房屋，永久冻结租金，因此我们就永远每月只交２６新加坡元的租金，一直住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家搬走为止。
开始当二房东的时候，我们把屋子的前半部租给一名中医张初庆，他是父亲的学生，他也希望借助父亲的名气来争取病人，但是失败了，生意不好，搬走了。我们再将这半间房屋租给一名初出道、自己挂牌的会计师卢国金，这个人运气很好，搬入我家后，生意蒸蒸日上，后来也搬走了，因为我家不够高尚，只能算不入流的办公室。不过，这名会计师却给我妹妹带来一段良缘，他的弟弟卢国联成了我妹妹的丈夫。后来，我这位妹夫在马来西亚南部最靠新加坡的新山市开了一家纸箱厂，住在新加坡最高尚的住宅区的洋房，他发达了。
会计师搬进来之后，我们也开始对所谓投资问题有些认识，父亲生前虽然收入不错，却没有任何的投资，只懂得将钱存在银行收利息，没有买股票，没有买房地产，父亲死后，为免坐吃山空，母亲开始了生平第一次的投资，买下一间小排屋式的洋房，租给英国军人居住，洋房售价２万新加坡元，连家具每月租金２００新加坡元，每年回报率达１２％，非常不错。从那个时间开始，买楼收租的概念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十四年后，母亲以７万新加坡元的价格卖掉这间小洋房。
就在母亲买楼的那一年，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也买屋子了，我的哥哥是父亲前妻所生，比我大十五岁，父亲死时他已成年，大学毕业了，当一名中学教师，他以３万新加坡元在武吉知马区（BukitTimah）买下一间半独立洋房自住，当时，那个地点还是郊区，现在已经是个高尚住宅区，哥哥一直住在这个洋房到退休后才搬走，搬到较廉价的政府组屋而把洋房出租，租金收入足以养老。今日，这间房屋市值高过３００万新加坡元，四十年价格增长１００倍，哥哥买屋子的经验也让我明白，钱是不能长期存在银行生利息的。
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因此，念中学的我就已经对赚钱发生兴趣，很努力地寻找赚钱的机会，我开始卖报纸及杂志，在学校里卖报纸及少年读物、漫画杂志，后来也开始做个小分销商，向大分销商领取报纸杂志分销给另一些像我一样的穷学生。
中学三年级，我就开始当一名小老师，站在小区补习社课室的黑板前教小学生数学。我念小学的时候，数学科是全校最好的，因此小小年纪就有胆量站在黑板前教数学，我从小学开始培养起来的数学兴趣，直至今日，成了我在股票投资上最重要的成功条件。后来，我利用对数、直线回归、移动平均线等数学方法成功地创造出一套股市预测方法，并利用这套方法成功避开多次金融风暴，获取投资利润。
1972年，我进入新加坡南洋大学念数学系。那时候，整个东南亚，包括新加坡，所有人都为股市疯狂了；那时候，股价一升再升，许多人都在炒股票，哥哥和妈妈对股票都没有太多认识，没有加入这个疯狂的行动。但亲友间炒股票的人实在太多，报章也经常以股票新闻为头条新闻。
那时候，我一个穷学生，当然没有资格炒股票，但也开始对股票产生了兴趣。我开始在宿舍的墙上贴上一些自制的股价图表，那时候没有个人计算机，更不用说互联网，股价图表只有用手自制，我当时也常常依靠这个图表自我推断股价，玩纸上谈兵的虚拟游戏。2006年年初，我已开始教导我的十五岁儿子上网玩股票投资的游戏，这是一个很逼真的游戏，网上的股票全是真有此股，还提供大量的股价图、信息等等，我开始教导我的儿子什么是移动平均线、如何用网上已经提供的移动平均线来当买卖的指标。
很快地，1973年发生了大股灾，股价一泻再泻，许多人疯狂了，那时候，许冠文许冠杰的电影《天才与白痴》极其卖座，影片中有个精神病院，院中有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是天天上升，永不下跌，用来医治在股市中亏大钱而变成精神病的患者。
大股灾后，我也没兴趣再玩纸上谈兵的游戏，股市投资的概念离我远去，看报纸不会读财经版。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一家木板厂及电子厂工作。那时候，对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电子厂内很多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更吸引我。而且，我从中学三年级开始就对摄影发生兴趣，参加摄影沙龙比赛，获得大量的奖杯奖牌奖状，大学时代是摄影学会的会长。因此，工作之余的时间都花在摄影、与女孩子约会上。金钱方面，我因为准备到英国深造，得储蓄一笔钱，股票投资毕竟是有风险的，为出国深造而储学费、生活费是不能冒风险的。
教学助理每星期仅工作两小时，待遇还很不错，攻读博士学位又免交学费，开始有了余钱，除了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外，也开始考虑投资。生平第一次的投资是黄金，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通胀率很高，金价飙升。
1980年12月，我到肯特大学UniversityofKent当博士后的研究员，研究员的待遇与讲师相等，算是生平第一次开始享受高薪的生活，很自然的，钱用不完了，也很自然地开始了用钱生钱的念头。那时候，英国保守党刚刚上台，首相撒切尔夫人打算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第一家私有化的企业是英国宇航BritishAerospace。当时我想，作为打第一炮的私有化企业，绝不能失败，值得投资。于是我花了两天时间详细阅读招股书，当然，我不是念金融会计财务出身的，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最后还是决定申请，并顺利获得配售，这是我第一次买股票。
我在肯特大学只呆了一年，1981年，我决定回到新加坡，也将手上的股票全卖掉，英国宇航的股价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上升了一倍，我的第一次投资，回报不错，加强了我对股市的兴趣。
1982年1月，我回到新加坡，很顺利地找到工作，在以生产饮料、食品、酱油、养猪……为主的杨协成集团工作。我的工作范围很广，涉及的部门包括计算机、养猪场、生产、营业、市场、货仓……但都与投资无关。
有了稳定的高收入，自然会再度考虑投资，股票经纪也自然会找上门来，于是我又开始投资。开始的时候，因为对新加坡的股市不熟悉，因此我的投资顾问就是我的股票经纪。
杨协成集团是由杨氏大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姓杨的人很多，广义地说，每一名姓杨的人都是我的老板，其中有一位杨氏家族成员是集团董事，已七十多岁，他在数次社交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对时事、经济有一种他认为是很独特而又很正确的观点，于是，我一有空，他就来找我聊天，谈时事、谈经济，自然也就谈到投资股票。
我对时事、经济方面的知识是无师自通的，我不是念政治、经济专业出身的，在大学里选修过少量经济课程，其后的知识就全靠自己看书看报纸得来，再加上学数学的人，天生有一套逻辑思考的水平，因此，在这位董事前辈面前，也分析得头头是道，我也开始阅读一些投资书籍，发现投资学中的所谓技术分析，实际上就是数学。因此，大学本科念数学的我有了用武之地。
1986年，新加坡面对建国以来第一次的经济不景气，当时新加坡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刺激股市，决定允许新加坡人动用中央公积金来买股票。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是一种强制储蓄，在这之前，所有的存款都由政府保管，发给微薄的利息，当我知道政府开始允许人们动用中央公积金买股票时，我很高兴，认为是可以奋身入市的时候。条例开始的第一天，我几乎是全新加坡第一个到中央公积金局领取表格的人，从那天开始，新加坡的股市也真的止跌回升，而且越升越快。那一仗，我赚到了不少钱，仅仅一年，所赚到的钱等于我四年的薪水总和。算不算是第一桶金呢？
吸取了妈妈、哥哥买房屋赚钱的经验，我工作一年之后就买房屋，那时候，像我哥哥买的那种花园洋房对我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天价，我选择了买新加坡政府资助的组屋，说是资助的组屋，倒也不是贫民区，我买了一个实用面积达１５０平方米的公寓式组屋，售价１１万新加坡元。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我以４０万新加坡元的价格卖掉，不足十五年，升值近３倍。
不过，经济不景气也使许多企业的内部斗争白热化，企业盈利下跌总得找些人来问责、背黑锅。我开始觉得，人人花在搞办公室政治的时间可能比做好自己工作的时间还多，工作压力很大，有一种为五斗米折腰的感觉，因此，也开始留意其他的工作机会。而香港及台湾也是我考虑的去向之一。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凑巧，五张聘书一起寄到，两张聘书是来自新加坡，两张聘书来自香港，另一张聘书来自台湾，最后，我选择了香港。
香港的两张聘书，一张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另一张来自上市企业嘉华集团，最后，我虽然放弃了嘉华集团的聘书，但也从当时开始，我与嘉华集团的主席吕志和及其子女，以及管理层成了好朋友，嘉华集团的股票也成了我唯一长期投资的二、三线股。
我很小的时候，已经知道香港这一个地区，那是因为新加坡电影院播放的电影多来自香港。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东方之珠，已经是个孕育无数亿万富豪的地方，是繁华的大都市。念大学的时期，李嘉诚，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他们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香港似乎是个黄金遍地的地方。充满太多传奇故事，很令人向往。
第一次到香港是1973年，当时，我是大学的摄影学会会长，组织了一个摄影团到香港拍照片。满街的霓虹灯、太平山顶的夜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灿烂的灯光，代表的就是繁荣。只可惜，香港人只讲广东话，不懂广东话的我好像不太受欢迎，得带纸笔上街，以笔代口。
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接触到的香港人多了，也慢慢地开始学广东话。后来，我交的女朋友，即今日的太太也是香港人。1987年初，我与太太来到了这个从小就以为是遍地黄金的香港。可是，香港迎接我的，不是一锭锭的黄金。
来到香港不久，就有经纪找上门。除了开股票户口外，我也开了恒生指数期货户头。新加坡没有期货，我也没念过金融学，只知道只要交１万５千港元的保证金，就可以买一手期货，指数每升一点，就可以赚50港元。那时候，香港股市牛气冲天，我试了一试，很快地赚了钱，再加码，买多一手，再赚钱，真精彩，期货竟是如此好赚的玩意。我真的是来到了遍地黄金的地方，决定再买多两手。
突然之间，1987年10月的全球大股灾发生了。那时候，我对所谓期货的运作一无所知。就这样，50万港元就在一天之内完全报销了，我变得一无所有，多年的储蓄，以及在新加坡股市所赚到的第一桶金化为乌有。
这场股灾，使我明白，投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需要加强我的投资知识，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过程。我立志要东山再起，要在五年之内再赚到另一桶金，十年之内达到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境界。
不论是哪一类的投资，不论是股票、房地产，投资的开始就是投资地点的选择，如果一个地方长期经济增长缓慢、动乱，那么，任凭你有多大的本事，也很难在那个地方通过正常的投资赚到钱。
我依然看好香港，看好香港的经济前途，那个时期，我看到我的同事一个个的移民离开，但是，香港依然是很吸引人的地方，有人走也有人来，经济一样繁荣。1988年，人们已开始忘记前一年的大股灾。这是一个大时代。1997年是危也是机，香港充满挑战，是考验脑筋、考验眼光的地方。
大股灾之后，我暂停了股票投资，埋头储蓄，并设法多赚点钱，担任企业顾问、培训员、到其他大学兼职授课……对了，写文章也是一种收入。我开始在《信报》写文章。
1989年“”，香港股市再一次受到重大打击。这一回，我没有损失，因为我还没有重新入市买股票。
在大学教书的一个好处是做研究的条件比较强。我开始指导学生做有关股市投资的研究，写毕业论文。1988年，在学生的协助之下，我研究出一套至今仍然经常应用的“２天、１９天移动平均线”的买卖股票方法。
“”之后，香港股市果然节节回升，投资者渐渐地恢复信心，中国政府提供更多的优惠以吸引投资。
到了1990年，我也累积了相当的盈利，在伊拉克攻占科威特之前不久，我研发的“２天、１９天移动平均线”发挥了作用，使我在中东危机爆发，股市大跌之前数天卖掉了大部分的股票，手上有相当宽裕的资金。然后，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局势分析，认为不论中东是战是和，香港股市必定在一年之内重新展开大升浪。
于是在当年我作出生平规模最大的投资，除了买股票之外，也买房地产，那是一个７０平方米的楼花，售价１２０万港元，付１０％订金，即供成交。
股市的走势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看好而其他的投资者都看淡，股价是不会回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再附上一张很详细的中东局势系统分析图，发表在《信报》，占了４/５版的篇幅。
当时我主力购买的对象是汇丰银行，我以每股4.5港元买下1万股汇丰股票，这批股票收藏至今，经历了4合1、1拆1的过程，１万股变成今日的7500股。之后，我不断地增持，第二次大量增持的机会是汇丰与英国米特兰银行合并，股价下跌时。从此，汇丰成了我长期向股友推荐的爱股。也为我在传媒中赢得尊敬，因为所有跟随我长期持有汇丰股票的人都赚了钱，赚不少的钱。
果然，1991年初，香港股市、楼市又开始回升，美国在中东打胜仗，中国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没有走回头路。
于是，我持续炒股炒楼，也开始买卖楼花，第一宗楼花买入价200万港元，6个月后以250万港元卖掉，干净利落。
1993年，南巡之后，香港股市、楼市一口气狂涨。我为自己的身家财产估一估值，竟然已达到港元八位数，真的掘到了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我回头看看新加坡，那时候，新加坡的房地产仍未起步，但是，我已经看到中国的全面开放对新加坡是有利的，那一年暑假，我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回新加坡，公开发表演讲，谈我的投资经历，谈我如何赚到第一桶金。
1995年，香港《苹果日报》创刊，我受老板之邀，全职担任《苹果日报》第一任的副社长。当时，我是以停薪留职的方法向城市大学请假一年来担任这项工作。我开始以每日专栏的形式与读者交换意见，每日发表及时的建议，在一些很重要的日子，我也很大胆地以非常抢眼的标题向读者提出建议。
“2天、19天的移动平均线”的方法只适合于中短期的买卖，我觉得，想在股市赚大钱，成功地捕捉大周期的时候更重要，港股一个大周期，恒生指数可以上升两倍，一场大熊市又下跌50％，如何捕捉牛市与熊市？这才是真正关键之点。
我继续埋头做研究，做实验。终于，我又发掘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技术，那就是先利用对数将恒生指数的波幅压扁，造成一个直线的走势，再从这些线性走势的数据中利用直线回归法找到大市的长期走势。在这条直线回归在线，去掉小部分超越常态的5％记录后，我找到上下两条与直线回归线平行的直线，很令人惊叹，这两条直线竟然将所有大牛市的最高点及大熊市的最低点串连起来。
我以“曾氏通道”来命名这两条线所构成的通道。因为恒生指数二十年内的走势就是在这个“通道”内起落，最高点与最低点也恰恰在这个通道上最上端与通道的最下端。后来，这样的解决方法使我成功地捕捉到一个又一个股市大周期的顶部与底部。
回顾自己的投资之路，虽然也赚到一些钱，但绝对谈不上是富有，我只能称自己为小富，因为我明白凡事都有代价，投资的代价就是压力，而压力是健康的最大敌人。年纪也大了，该好好地减压，因此，当进入财富自由的状态后，我的投资也趋向保守，我清掉所有证券行的股票贷款，也还清12个物业单位的贷款，没有银行贷款就没有金钱上的压力，我相信这么做，我会生活得更健康。
岁月如流，在投资的海洋中，我开始时在海中央，向着陆地拚命地游，终于，上岸了，上了岸后就没理由再回大海，与风浪搏斗，上了岸后，我选择在沙滩游乐。今天，我更选择将自己的投资心得与广大读者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投入资金的人在股海中做个娴熟的冲浪者，悠然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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